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蒋锡培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关于我

蒋锡培,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、党委书记、董事局主席、首席执行官。中共十六大代表,江苏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,江苏省第十一届、十二届人大代表,亚洲制造业协会副会长,中国企业联合会、中国企业家协会副会长,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副会长,江苏省民营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,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,江苏省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,江苏省光电线缆商会会长,远东大学校长,远东慈善基金会名誉理事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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蒋锡培:如何承担公益责任  

2011-07-14 09:47:11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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蒋锡培:如何承担公益责任 - 远东蒋锡培 - 远东蒋锡培

 本文摘自《慈善唤醒中国》一书,作者陈秀峰、张华侨


 

   让他们用智慧敲开命运之门


    站在华丽的舞台上,蒋锡培露出了纯真的微笑,他把一块牌子举过了头顶,刹那间,捐赠8296万元的醒目大字,像一道划过茫茫黑夜的激光,是那样的耀眼、夺目。
    随即,台下响起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,这是2007年5月19日,在中央电视台举办《点亮星空》公益晚会上,出现的一幕。
    “1990年,我在宜兴范道镇创业时,雇用了两个身障人,一个是我同学的弟弟,家里比较清苦,到了30多岁,还没有找到对象,需要一个工作改变现状,基于这样一个原因,我把他招进来。”远东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蒋锡培说。
    在蒋锡培成长的少年时期,他和身障人没有什么交往,只是创办了一家企业后,才有更多机会了解、接触他们,并真切地感受到他们渴望和正常人一样,拥有家庭、工作,而谁来帮助他们实现这个愿望?
    “通过这件事,我认识到身障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,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,但他们同样有接受教育、就业和被人尊重的权利;我们不仅要给他们一饭碗,还要给他们做人的尊严,他们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,实现自身的价值,并且得到社会认可。”蒋锡培说。
    如果说刚开始,蒋锡培给身障人提供就业机会,是一种偶然或出于不能推托的亲情,那么以后他自觉地打开了大门:凡是身障人能胜任的岗位,可优先安排他们进来。
    有些人在远东不仅谋求到了一个职业,还找到了一个温暖的家、找到了生活的乐趣,原来笼罩在他们心中的悲观、绝望,被舒畅、自信取代,并体会到平等、尊严,这也正是蒋锡培要看到的结果。
    一次意外的工伤事故,导致李军失去了一只手指,突如其来的打击,把这个20多岁、对未来充满美好向往的青年人,差点击倒了。他用尽全身力气,却难以驱散这层悲伤的阴云。
    “看到自己少了一根手指,我感到很惆怅、消沉,在这个社会中,我本是一个正常人,现在却变成了一个身障人,人家会用一种不信任的目光看待你,因而那段日子,我的情绪非常低落!”李军说。
    虽然随着时间的流逝,伤痛渐渐远离李军,但2001年12月26日,一纸下岗通知书,打破了他平静的生活:凝聚了他青春、汗水的镇办冶金厂,因不适应市场竞争关闭。
    过去李军靠微薄的工资养家糊口,失去了赖以生存的饭碗后,他仿佛找不到自己的支点,感到人生是那样的虚空,家庭生活、孩子上学等开支,靠什么支付?怎样摆脱这沉重的压力?
    为寻找出路,李军向多家企业表达了求职意愿,但对方看到他的手指残疾,先是表示怀疑,最后拒绝了他的请求。当冷酷的现实击破了他燃起的希望后,只有茫然、失落陪伴他。
    2002年4月20日,李军得知远东公司招工的消息后,怀着一线希望去应聘,过了两天,他接到了面试通知,凭借过去掌握的技术以及积累的经验,他成为一名骨干机修工。
    对于这份来之不易的职位,李军格外珍惜,他相信凭自己的努力,可以重新点燃梦想、并走出阴影。7年以后,他得到了一次跨越的机会:通过竞聘,成为远东售后服务部一名工程师。
    把吸纳身障人就业,当作是自己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,源于一种爱融入蒋锡培的心中:没有爱的成功是一种苍白的成功,爱是一个企业的精神原点,是一个企业家取得成功的根源,能够为社会、为他人奉献最大爱心的企业,才是世界上最伟大、最成功的企业。
    “我们之所以能够战胜各种困难、能够走向成功,是因为被爱,而爱是被爱的理由,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。因此,对于企业家来说,爱至关重要,决定了你的职业生涯能走多远;对于企业来说,社会责任至关重要,决定了企业生命的长短。”蒋锡培说。
    尽管蒋锡培以博爱的胸怀接纳了身障人,但远东的容纳量有限,仅靠一个企业不可能为成千上万的身障人,照亮通向新生活的道路,因而他萌发了成立慈善基金会的愿望。
    2007年5月17日,对于中国身障人来说,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,这一天,远东控股集团捐资8296万元,成立了中国首家最大定向资助身障人培训和就业的基金会。
    此时,远东控股集团员工达到5000人,产销连续11年居中国电缆行业第一,年产值接近百亿元,蒋锡培觉得自己有这个实力,为身障事业开辟一个新纪元。
    “中国有8296万身障人,我们设立这个基金会,等于给每个身障人捐了一元钱,我们想通过卓有成效的培训,让他们用自己的双手、智慧,去敲开工作之门,机会之门和命运之门,以此摆脱困境,找到自我,融入社会。”蒋锡培说。


    有了成就感,他们赞同成立基金会

     
    但蒋锡培决定远东控股集团出资8296万元成立慈善基金会,必然会触及到其他股东的利益。过去单笔捐资只有几十万、几百万元,不让他们感到特别敏感,从心理上能够接受。
    因此,在董事会讨论成立慈善基金会时,有些股东提出了不同的看法:为什么要成立基金会?我们有什么义务,为这么多身障人提供援助?
    蒋锡培认为,让身障人过上幸福的生活,是远东回报社会的一种方式,承担这种责任,并不损害公司的利益,反而有利于公司在社会树立良好的形象,并带来长期回报。
    有些股东赞成蒋锡培的观点,以远东控股集团董事局副主席张希兰为例,当年她父亲在宜兴杨巷镇粮管所任所长,这是一个能让全家人分享收益,又让有些农民很羡慕的职务。
    但当时每月收入不到100元,如果父亲生病住院,那微薄的工资就会被医疗费吞噬。因她家没有奶奶,父母上班后,还要花钱请人照看孩子,如此经费更加紧张。
    由于父母获得的收入只能勉强养家糊口,她家没有多余的钱盖新房,只能住镇政府分配的两间公房。一楼当客厅、厨房,二楼一间房隔成两半,除了父母用一半以外,剩下是她姐妹5人的卧室。
    如此狭窄、拥挤、难以舒展、一直为生存抗争的日子,伴随张希兰渡过了天真烂漫的童年,又到踏入人生之路的少女时代。那时她多么渴望拥有宽敞、明亮的房子。
    虽然1990年,张希兰读完了高中,但没有实现跨进大学的梦想。一个偶然的机会,她到远东应聘当了一名销售员。当时她的梦想是赚钱,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,为父母买一套房子,尽自己的孝心。
    经过10多年奋斗,张希兰从销售员、经理、直至登上CEO的位置,完成了从一名普通职员跨入上层社会的转变,不仅拥有别墅、高级轿车,还为父母买了一套房子,远东成就了她的梦想。
    “我们出生在这个开放的时代,拥有施展抱负的机会,内心很感激,否则,有能力也无处发挥,当我们拥有财富不再为温饱奔波时,不能太自私,因而我赞同成立慈善基金会。”张希兰说。
    其他股东也有这种认识:当年放下锄头、舍弃田野,跟随蒋锡培创办电缆厂,是为了赚钱过上好日子。当他们送走了为糊口忙碌的岁月,迎来了年收入百万元时,感到无比自豪和满足。
    但一个人存在的价值,除了拥有钱、享有优越的物质生活以外,还在于为社会做一点善事,为此,他们不觉得成立基金会,会影响到自己从公司分红。
    更重要的是,这些股东跟随蒋锡培创业20多年,觉得他为人坦诚,不搞一股独大,而是民主协商;不让个人的权力随意膨胀,而是保持克制、谦逊;没有因决策失误,导致公司蒙受重大损失,反而不断给他们带来回报。
    同时,在激烈竞争的电缆市场上,蒋锡培像驾驶一艘巨轮的船长,始终能越过激流、险滩冲到对手前面。随财富而来的省人大代表、中共十六大党代表、全国杰出企业家、全国重合同守信誉的企业等荣誉,不仅戴到了他头上,也让跟随他创业的股东感到荣耀。
    当这些政治荣誉转化成远东控股集团的无形资产后,最直接的效应是在客户心中树立了声誉,并拉动产值直线上升,如此他们怎能不理解蒋锡培成立基金会,对远东带来的深远意义?
    对成立慈善基金的认同,在蒋锡培的侄子、现任远东控股集团董事、置业公司总经理蒋国健的身上得到了体现。相对于蒋锡培高考落榜后,走过了一段艰辛的创业旅程,他从中学直至跨进大学,拥有一个优越的成长环境。
    大学毕业后,蒋国健回到远东负责开辟杭州、上海等地市场,后来转向药业、房产开发。当远东以高档轿车、别墅,以及年终分红来回应他的付出,并成就了他步入上层社会的愿望时,他不刻意追求那些奢华的消费。
    他继承了蒋锡培身上那种特质:在工作中找到快感、找到成就感,而对他人保持一种亲和力。
     “过去我们是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奋斗,现在拥有财富后,我们考虑的是,如何承担一些社会责任,这能让我们得到一种快乐、满足、自豪。”蒋国健说。
    有了这些成就感、认同感,有了蒋锡培多年以来,在他们心中建立的威望以及道德魅力,在董事会讨论成立慈善基金会时,大部分股东没有表示反对,而是举手赞成。


    面对千万观众的欢呼,他以“爱”来回应


    为兑现承诺,2007年,远东慈善基金会向成都残联捐资100万元。这些身障人,接受教育程度极低,又没有一技之长,对生活失去了信心,不敢抬头正视他人的目光,基本上靠民政发放最低生活费,以及亲友的救济度日。
    过去成都残联依赖内部资源,把身障人制作的手工品推向市场,这个尝试既需要基地,又要培训身障人,而资金从哪里来?拿到远东这笔资助后,他们把身障人集中起来,以免费提供食宿、培训,让他们掌握一门技能,如竹编、蜀绣、工艺画等。
    然后再发动能力突出的人,以创业带动其他人就业。如陈永明创办竹编加工厂,让160名身障人找到了饭碗。最直接的变化是,他们摆脱了自卑心理,重新融入社会。
     “我以前很悲观,感到自己没有用,有过轻生的念头,接受培训找到工作后,我改变了看法。”成都残联竹编基地员工李美玲说。
喜悦、笑容流露在他们脸上。这种爱心还吸引其他人士加入,成都工艺美术师李佳荣,受残联邀请义务给学员讲课,她觉得奉献自己掌握的知识,让身障人找到出路,是一种自豪。
    走进成都身障人康复中心,可以看到一群人在埋头刺绣、绘画等,他们曾经洋溢着青春活力、渴望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美好的生活,只因腿或手身障,难以像正常人那样活动。
    一位人员说,身障人在就业上受到歧视,到社会谋职不可避免地会碰壁,当社会不能给他们一个放飞梦想的机会时,康复中心要给他们提供一个空间,既减轻了家长的压力,又能让他们恢复自信。
    有些人并不是身体某个部位出现了身障,他们有20多岁,达到了成年人的身高,但智力像几岁的孩子,缺乏逻辑思维,难以像正常人那样表达自己的意愿;他们用孩子的思维看待这个世界,仿佛总是停留在天真烂漫的少年时期。
    当你走近他们时,他们会很快围过来热情地和你打招呼,并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;但你问他有多少岁、家庭生活怎样、有什么爱好、追求等,他们却难以回答,反应显得比较迟钝,仿佛记忆是一片空白。
有时最直接的表白是;“我喜欢唱歌,想成为一个明星。”
    康复中心成立的半封闭式庇护工厂,接纳了30多人,通过技能培训,让他们安装半成品,根据工作量发放一点报酬。赚钱不是他们的主要目标,而是找到了一个和同伴交流,放松紧张情绪、走向愉悦的空间。
    没有来之前,这些智障青年人成为家庭的一个包袱。当父母上班后,他们在家里感到孤独、仿佛被隔离在一个孤岛上,精神压抑、缺乏和伙伴交流的机会。如果不给他们提供一个释放自己能量的场所,就有可能流入险恶的社会,给自己或他人造成伤害。
    成都残联一位人员说,远东提供的援助,如同一个强有力的杠杆,撬动了为身障人提供培训的大门,并带动当地政府配套资金,这是一种拉动效应,召唤社会更多人来关心这个群体。
    两年以来,远东慈善基金会的捐资如同催化剂,为分布在成都各县市2000名身障人,搭起了一个通向免费培训、就业、重新点燃生活光亮的平台,形成了以培训代替等待救助,向就业、创业转变的良性循环。
    接着,远东把援助之手伸向了特殊学校,2009年10月,蒋锡培和宜兴爱德学校签订协议:每年培训200名身障人,学费、食宿等由远东支付,学生毕业后,一部分人进入远东就业。
    2008年1月,蒋锡培被推选为CCTV中国十大年度经济人物,原因是,他安置了1500名身障人就业,让他们成为有技术、有理想、对社会有贡献、受人尊敬的产业工人。
    即使是2008年,金融危机的风暴席卷全球,中国面临异常严峻的考验,有些企业受到冲击,无力支撑而裁员或倒闭时,但蒋锡培还是排除不利因素,录用了200名身障人。
    年度人物评委坚持的评价标准是:责任、创新、影响力、推动力。力求以这种价值观,构建中国新商业文明,并以此激励资本阶层,主动扬起社会责任的旗帜。
    “一个用责任称量财富的企业家,10多年以来,他关心的不是电缆铺了多远,而是联通了多少身障人的心灵。”这是评委写给蒋锡培的获奖理由。
    披着这样的光环、这样的荣誉,蒋锡培沿着红地毯健步走上领奖台,他手拿奖杯,面对千万观众的欢呼,内心异常激动。此时此刻,昔日在创业路上经历的一幕悲欢,又重现在他眼前:
    那是他面对父老乡亲在田野耕种,却不能摆脱贫困的沉重;那是高考落榜,无情地击破了他的大学梦后,以修钟表为生的选择;那是他受到计划体制的排斥,却依然为打开市场大门作出的抗争,那是他几次改制、几次上下求索,以图谋强大的呼唤!
    如今蒋锡培手捧奖杯,能不百感交集吗?能不证明:民营企业改变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,缩短了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?能不表明:只要给资本合适的土壤、水分,它就会以富强终结这个民族的贫困和虚弱?
面对台下注视的目光,蒋锡培激动地说:
    小时读书的时候,我有一个理想,今后要成为一名大学教师或工程师,那样就无愧于养育我的家乡:素有教授之乡和院士之乡的中国宜兴,后来我成了钟表匠,当时我的梦想是有两间瓦房和5万元存款,娶一个贤惠、漂亮的老婆,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,如今我只有好好好地干下去,为了这份荣誉、信任和责任,为了让远东从今天中国行业的领军企业,成为明天世界行业的老大。
    我知道,中国还有8000多万身障人,他们无时不刻牵动着亿万家庭的心,他们更需要帮助、更需要关爱,我坚信只要我们坚持爱自己、爱家人、爱他人,中国和世界一定会更加繁荣、和谐、美好!


    伴随资本扩张而来的是政治荣誉


    “政府创造环境,企业创造财富。”这个响亮的口号闪烁在远东控股集团的电子屏幕上。
    然而,它怎样向我们印证了,蒋锡培在靠近太湖边的宜兴,从一个钟表匠,到占据中国电缆行业第一位,再热情地向弱势群体伸出援助之手,并以“社会公民”的姿态出现?
    创业初期,远东除了受金融政策的排斥以外,还有纳税比国有企业、集体企业高30%至50%,制度缺陷引发的不公平,无疑在强烈在撞击着蒋锡培的心。
    “当时整个经济环境,让民营企业处在一个很不公平的竞争状况中,政府还根深蒂固地认为,他的职责就是保护国有企业、集体企业,民营经济只是市场经济的一个补充,在这样一个意识的主导中,我们的发展是举步维艰。”蒋锡培说。
    也许是出于发展经济的考虑,当时的宜兴范道乡党委书记张伯宏劝说蒋锡培,把远东改为乡办集体企业,以此享受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,进而打破许多对远东不利的制度阻碍。
     张书记劝说蒋锡培把远东由私营企业改为集体,包含了他的执政意图:当时范道是一个经济落后的乡,贫困几乎是它的代名词,遇到财力紧张时,难以按时给乡政府官员及教师发工资。
    他觉得,靠乡政府投资办企业,既无人才,又无资金、技术优势;靠有限的财政收入,不可能搞公共设施建设。因而最大限度地创造条件,支持像远东这样的民营企业崛起,就可以摘掉落后的帽子。
    回顾清朝末年,为什么花费巨大人力、财力搞洋务运动,没有托起中华民族的强国富民梦?为什么日本以明治维新塑造了一个工业强国?根本在于中国的封建王朝,不让民营企业生根萌芽,每次改朝换代时,以彻底没收资本家积累的财富登上王位。
    因此,2000多年的王朝统治,是一部十分悲壮、无法越过小农经济、非常落后、被动迎接西方强国的挑战、却难以告别封建专制,走向开放的历史;是一部对资本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,加以否定、打击的历史!
    所不同的是,太湖平原迎来了改革开放,曾经根植入这片土壤的绅士文化,在当地官员心中复活了,他们对资本阶层不是挤压,而是输送走向壮大的养分。这标志着政治与资本联盟的时代到来了。
    对蒋锡培来说,张书记开出的条件确是很有吸引力,从1990年创办到1992年,远东的固定资产已达到500多万元。一旦改为集体企业,自己将会失去对远东的所有权。
    经过一阵激烈的思想斗争,冲破政策限制、扩大产业规模的愿望,在蒋锡培心中占了主导地位。因为环境越严酷,越能刺激他去挑战危机,而征服了市场也就意味着获得了财富。
    与乡政府达成改为集体企业的协议后,蒋锡培仍然是远东的法人。就这样一个地方官员,拉动当地工业腾飞的想法,与蒋锡培需要政府提供支持,以争夺市场的愿望结合到了一起。
    光荣地戴上了集体企业的“红帽子”后,排斥远东的政策开始松动,而蒋锡培仍把远东当作是自己的企业来办,随即产业规模以超常规的速度扩张。
    世界历史发展证明了,文明的衰落不在于外部的打击,在于内部机制的僵化和麻木,在于不能适应外部力量的挑战和打击,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王朝的衰落,都证明了这一点。
    西方工业文明,之所以能越过波浪翻滚的大海,以横扫千军之势,在全球创造了一个又一奇迹,并展示了一种文明的优越,除了资本家能按照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意志,去最有效地配置资源以外,还在于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。
    对于蒋锡培来说,虽然远东改为集体所有,但他时刻在寻求改变自己弱小地位的机会。跨越的时刻是1995年,他以管理层、员工参股的方式,把远东改成了股份合作制公司,这是继披上集体企业的外衣后第2次飞跃。
    第三次跳跃是1997年4月,蒋锡培向国有四大电力公司,发出了参股共享收益的邀请,凭借这些垄断集团输入的资源,远东扫除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,一举把竞争对手抛在后面。
    当苏南模式不再像玫瑰那样呈现迷人的红晕,并无可挽回地褪去它的光彩时,蒋锡培又审时度势,利用国企新政,回购了这些电力巨头持有的股份。
    至此,经过让利、放权、参股、吸收资源,再进行产业裂变的方式,蒋锡培又以民营身份出现,不过,这次他变成了中国电缆行业的龙头老大。
    回顾清朝,从小农经济的土壤,冒出了称雄中国的晋商、徽商。据《山西票号史料》记载,1894至1911年,山西共有27家票号,他们在中国95个城市开有475家分号。其中清同治元年即1862年至光绪十九年即1893年,这31年山西票号为朝廷汇兑白银5864万两。
    1913年9月,天成亨、日升昌等14家票号,在中国68个城市拥有存款25091708两,对外放款31509295两。如此巨大的存贷量显示,晋商在金融资源供给上,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    尽管晋商以票号积累了巨额白银,并以此为纽带,结识了掌握清朝大权的张之洞、端方、李鸿章、岑春煊、丁宝铨等高官,但他们成长于以宗法制支撑的封建礼教,无法让资本越过家族的围墙,与社会其他阶层的资本、智力、技术等资源融合,创办像“汇丰”那样的银行,反而在内部决策失误、社会动荡中轰然倒下。
    如果说西方资本家获取利润后,仍是扩大再产生,并不断开创新技术引领社会进步,那么徽商是小农经济培育的平民阶层,走上了“以商培养后代读书、以科举步入官场,以官获取商业资源,以商业维持家族生存”的道路。这决定了他们只能在家族的纽带中,从事小规模的经营而无法打开工业文明的大门!
    更重要的是,在私有财产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,徽商获取的利润不可能用于扩大再产生,而是将资本带回家乡建深宅大院、修祠堂、买田地以光宗耀祖,这进一步强化了宗法专制的权威。因而这两大显赫商帮没有扬起工业文明的旗帜,反而走向溃败,归根结底是农耕文明的失败!
对于蒋锡培来说,能够顺利越过4次改制,除了当地政府把远东,作为一个“资本种子”培育以外,还在于他把不断更新、裂变、突破、追求卓越的资本精神融入远东。同时,他随和、平易、纯真、极富英雄色彩的人格魅力,对员工很有吸引力。
     “现代企业的兴衰,不在于是否是家族企业,在于随着企业规模不断扩大,家族成员的智慧、能力,将会显得越来越不足,这必然要引进职业经理人等资源,如果一个家族企业能容纳外部的制度和人才,那么就能时常保持一种创业激情。”蒋锡培说。
    当蒋锡培以持续增长的业绩,变成了当地纳税大户,让政府尝到了财政增长的甜头,政府又能赋予他什么政治荣誉?
    迎着2002年11月8日的阳光,蒋锡培怀着兴奋、激动,昂首阔步地踏上人民大会堂的台阶,他将作为唯一一位以民营企业家为身份的党代表,坐在十六大的会议席上。
    “当选十六大党代表后,我感到非常激动,我想这是政府对远东创业的肯定,也是对我本人的最高评价,更重要的是,民营企业享有参与民主政治决策的机会,而我把这看作是一种责任。”蒋锡培说。
    走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,10多年前入党的信念,又重新回荡在蒋锡培心中:我入党不是为了升官,更不是为了钱,是为了让更多员工致富,并能更好地带动家乡发展。
    当古老的犁耙划过范道镇赤贫土地的画面,被远东轰鸣的机器代替时,他让被贫困压弯脊梁的乡亲们看到了:小农耕种将一去不复返,工业文明已经大踏步走来。
    跨过这一步,蒋锡培用了12年多的时间,但这一历史性的跨越,离不开范道、宜兴、无锡、以及江苏等各级官员的扶持;这是他10多年前怀揣180万元,在祖辈耕种的田野里创办电缆厂时,所没有料想到的结果。          
    作为一个资本阶层,蒋锡培在十六大代表中的出现,给我们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:正是不断冲破计划经济构筑的围墙,并得到了适宜于生长的空间,民营企业在没有资源优势的乡村,创造了年产值过百亿、千亿元的奇迹。
    他们回答了谁可以给中国人带来财富,这个时代将会从他们的身上看到,变革力量的到来。
    “在经济越发达的地方,企业家在政府官员心中的份量,就会显得越来越重,因而政府在出台一些政策时,会考虑企业家提出的建议。”蒋锡培说。
    正是这种关系,无论宜兴换了多少任市长,都没有阻碍蒋锡培的成长,他依然不知疲惫地,按照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神圣意志,尽一切力量缩短和世界的差距。


     随政治荣誉而来的是,救济弱势群体的责任


    伴随资本扩张而来的是,蒋锡培掌握了巨额亿万财富,伴随财富而来的是,他获得了耀眼的政治荣誉,把影响力由宜兴、无锡,扩散到江苏和全国;伴随政治荣誉而来的是,他怎样穿过现代化的办公室、高耸的厂房,承担起救助社会弱势群体的巨大责任?
    “创造财富让人尊重,拥有财富也让人尊重,但用好财富更让人尊重,企业家也是社会的公民,一个公民拥有一份权利,同时也拥一份责任。”蒋锡培说。
    因为,蒋锡培觉得自己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。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,在宜兴政府号召企业捐资时,他带头认捐了1000万元。
    2008年10月23日,远东控股集团总裁部周东佼部长,接到了南京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主任张纯发来的征召函:希望她能到四川灾区,帮助灾民稳定情绪、消除心理困惑。
    作为总裁部的负责人,周东佼的职责是安排蒋锡培等高管人员开会、接待客人、出差,以及其它行政事务,几乎每天是应接不暇,哪有时间去灾区?况且公司也没有义务为灾民提供心理援助。
    就在周东佼犹豫不决时,张纯又给她打电话,催促她尽快作出决定。她不好意思拒绝,原因是她取得了心理咨询师的资质,拥有这方面的特长。因而下班前5分钟,她来到蒋锡培的办公室。
    出乎她意料之外的是,蒋锡培看了函件后,没有丝毫疑虑,而是立即干脆、明确地说:“这是好事啊,也是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方式,应该去,请做好安排,尽社会责任,树立企业形象!”
    晚上,在坐公司班车回宜兴的路上,周东佼把确认去的信息发给张纯时,他兴奋地说,你是第一个以企业名义去灾区提供心理咨询的人,一般的私营老板哪有这样的认识,这样的境界?真感谢你们蒋总有大义、大度。
    回到宜兴后,周东佼的心里还不踏实,她给四川一位朋友打电话,询问灾区的情况。那位人士说,到重灾区可得当心,一是余震不断,二是你站的每寸土地上有冤魂,有些去的人还生病,但愿你运气好。
    当她把这件事告诉在上海的父亲时,一贯依从她的父亲这次坚决反对:不该去!那边有病菌、有疫情,住帐蓬、住板房、水电不通,吃饭也不卫生,正常生活无法保障,你能习惯吗?
    过去周东佼的父亲是商业系统的一名官员,能让家庭维持一种体面有尊严的生活,因而她拥有一个优越的成长环境里,从小学、高中,直至在江苏教育学院毕业,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困难、挫折。
    既然接受了张纯的邀请,肩负了董事局主席蒋锡培的重托,那么周东佼就要踏上“爱心之旅”。临行前一天晚上,蒋锡培特地从杭州一个会场赶回宜兴。他带着夫人、公司高管人员,以及当地政府有关官员,到一个茶馆为她送行。
    “过去蒋总的行程,都是由我安排,这次他以隆重的方式,送我去四川灾区提供志愿服务,他周到、细致、富有人情味的安排,让我很受感动。”周东佼说。
    喝茶交谈时,蒋锡培希望她在灾区,为受灾者提供心理安抚、消除他们的悲痛、恐慌时,还要注意自己的安全,因为这不仅是一个人献出爱心,而是代表远东承担了对社会的义务。
    通过这种方式,蒋锡培除了为需要救助的人送去关爱、扶助、温暖以外,还把一种公益责任由远东传播到社会,也体现了他提倡以“和“为核心价值的企业文化。
    丈夫担心她到灾区后,能否吃苦、承受压力,遇到危险怎么办?生活能否适应等。过去周东佼在家时,做饭、照料孩子等家务事,几乎由丈夫承担,不用她操什么心,她总被一种幸福感、自豪感包围。
    到达北川时,周东佼和其他几个志愿者,在安昌镇租了一家民房住,地震制造的裂缝还留在墙壁上,这无疑让她有些心惊胆战。没有宽大、舒适的席梦思床,陪伴她进入梦乡,没有现代化的家电,让她体会到便捷的生活,也不像下班回家吃完饭后,悠闲地坐在沙发上看电视,只有搭地铺睡觉。
    走进灾区,呈现在周东佼眼前的景象是,地震释放出来的巨大威力,毫不留情地摧毁了老百姓耗费毕生积蓄建造的房屋,击破了校园里孩子们的梦想。短短几十秒钟,洋溢在他们脸上的笑容、希望,变成了悲伤、绝望!
    伴随接连不断的巨响、漫天飘散的白色灰尘,居民区、教学楼、商场变成了一片废墟。从山坡滑落下来的大石头,把公路砸开了一个大洞,那些裂开的缝道如波浪起伏,而废墟下面埋葬了多少生命?
    那些感受到大地在拼命摇晃、颤抖,惊慌失措地从房屋跑出来的人,只穿了几件衣服,他们所有的家产被压在瓦砾中。因而有些帐蓬住了10多人,而且男女混居。
    令人震撼又悲伤的故事,不断地传到周东佼的耳里:一个父亲眼巴巴看着心爱的女儿被压在预制板下,肠子被挤出来,发出一阵悲叫声,却无力拯救,只能看着女儿咽下最后一口气。
    一个九岁的女孩子被倒塌的墙壁压在下面,她痛得难以忍受,却无力挣脱压在身上的砖头。也许是看不到求生的希望,她多次哀求旁边的同学,用砖块砸死自己,以结束伤痛的折磨。
    面对转眼间消失的亲人,面对被地震的巨手撕破的家庭,再也不能正常行走的人,这些挥之不不去的心灵伤痛,需要多少时间才能消除?
    11月12日,是汶川大地震过去半年的纪念日,周东佼和其他志愿者、学者,与北川的学校、团委、妇联、公益团体等,一起交流援助的经验、得失。
    北川进修学校徐正富校长无不忧虑地说,地震过后,不但一些教师失去了亲人,而且有80%的老师存在心理伤痛,医治创伤是一个长期的过程,需要心理专家对口帮扶。
    北川妇联主席尚兴琼说,地震过后,当地有9000名妇女失去了丈夫或孩子,失去亲人、家园、或成为身障的妇女,至今还没有从伤痛中走出来,对未来感到迷茫,看不到任何希望,需要以心理干预帮助她们摆脱困境。
    在这次座谈会上,周东佼得知,尚兴琼主席是一个女强人,在一次“心灵之旅”的心理疏导中,听到 “无论你在哪里,都要找到你!“这首歌时,触及到她心灵深处最脆弱、最柔软的情感,不由得伏在桌子上放声痛哭,哭得在场的人不禁落洎。
    一个小时以后,她感到积压已久的悲愤、伤感得到了宣泄,觉得舒服了很多,擦干眼泪后,又投入到安置灾民的工作中。
    根据半个月以来的调查,周东佼在会上提出,现在干群矛盾、再组家庭、重建压力,比当初更多元、更复杂、更艰巨,谁都希望生活得更好、更舒适,因而要建立一个机制。
    为了让受灾者重新站起来,融入社会,周东佼和其他志愿者,努力以团体力量、心理辅导,让每一个成员在不受心理伤害的前提下,刺激他们自我开发、互动支撑、碰撞反馈、释放潜能、宣泄情感、冥想训练,强化暗示、活动参与,来消除遗留他们内心的恐慌、负面情绪,以此得到积极性的自我成长。
    10月16日,周东佼去回访一位妇女。自从在地震中失去了丈夫和两个孩子后,她感到人生没有希望,仿佛只有无尽的黑暗。因而她整天把自己关在家里,以泪洗面,不想接触外面的世界。半年过去了,她依然没有勇气挥手向悲伤告别。
    周东佼曾对她安抚过三次,试图缓解她的心理危机,这次去时,发现她家门上挂了一把锁。邻居说,前几天她到一个建筑工地做饭,每天可得到25元报酬。这让周东佼感到一阵惊喜:她开始打开自己封闭的心灵之门,走进灿烂的阳光、走进社会去医治心中的创伤。
    考虑到大地震卷走了老百姓的家产,有些人还在为寻求最基本的生活费到处奔波,周东佼为居民提供心理援助时,决不空手登门拜访,而是带上一件防寒的衣服、一个学习用品,或几个苹果、几把蔬菜,以唤起他们对生活的自信心。
    有时睡到半夜,突然传来了余震导致屋顶瓦片簌簌掉落的响声,搞得周东佼等人一阵惊慌。此时,她体验到一个人的力量多么渺小。也许在遇到一件突发事件,来不及采取什么行动,一瞬间就从这个世界消失了。
    “即将离开灾区时,我去北川看望刘姐,她拿出两个大塑料袋,里面装满了她亲自扎成的羌绣鞋垫,她要我挑选两双作个纪念,我知道她费了很大功夫,而且以这换取一点生活费,可我给钱时她坚决不要,我只好收下这份珍贵的礼物。”周东佼说。
    在周东佼看来,惟有爱才能承受悲伤之痛;惟有去爱,才能治愈悲痛之伤。
    结束一个月的心理援助后,周东佼要踏上返回宜兴的归途,她似乎没有多少激动、快乐、反而心中涌起一股浓浓的离别之情。她默默地整理行李,并在内心祝愿:北川灾区的老百姓拥有自己的房子、拥有一个可以带来温暖的家。
    “慈善是一种品德更是一种智慧,慈善表面上关爱的是别人,实际上关爱的是自己;慈善直接受益者是别人,间接的受益是自己,完成自身的升华,这就是慈善的魅力。”周东佼说。


    为何几代人把希望寄托于“远东”


    过去国有企业沿袭了农耕文明的接班制:即父母退休后,把位置让给自己的子女,形成了几代人吃“铁饭碗、共享公有资源”的稳定局面。这一现象在远东得到了怎样的体现?
     “一人进远东,全家远东人”。这是蒋锡培传递给员工的价值观,他力求以这样富有感召力的宣言,让员工在得到应有的回报时,还能让一个家庭分享远东带来的果实。
    “我在远东当一名操作工,已经干了5年。曾有人聘请我到其它工厂,但我没有离开。”老夏说。
    因为,经过20年开拓,远东在中国电缆行业占据了相当大的优势,对外树立的声誉、品牌,扩散出来的影响力、美誉度,让老夏觉得在远东干活,能体会到一种自豪。
    更重要的是,伴随远东销售额突破了百亿元,老夏得到了增加收入的机会,现在他每月工资达到了3000多元,而且公司遵守承诺,为他办理了养老、医疗等保险。
    既然每月能按时领到工资,拥有一个稳定获取收益的环境,老夏有什么理由要离开远东?如果辞职跳到其他公司,收入、福利等比远东低,那么就要承受不可预测风险带来的损失。
    几年以来,老夏看到蒋锡培掌握了亿万资产后,却没有体现出居高临下的姿态,反而以亲和、友好、平等的态度出现在工人面前,这让他们感到有尊严,觉得只要安心在远东干,会迎来一个美好的前途。
    有了这样的预期、信任,老夏把妻子以及父亲介绍到远东干活,3人加起来,每月收入达到8000多元,这在一个乡镇能过上体面的生活。
    另外,老夏的母亲在一家化工厂上班时,一次意外事故导致下身残废,丧失了正常行走的能力,这无疑给家庭带来了伤痛。蒋锡培得知这个消息后,把他家列入照顾的对象,在创业街给了50多平方米的门面房。
靠这间房,老夏帮助母亲开了一家副食品店,每月可以赚1000多元,多一份收入,意味着能减轻家庭负担。而且远东不需要他们支付租金,这又降临了他们开店的风险。
    得到了这些看得见的实惠,老夏当然在内心充满了对蒋锡培的感激之情,为此,他更要以感恩、勤勉、努力、负责的心态,以生产优质产品,回应蒋锡培对自己的援助。
    像老夏这样以口碑相传,把亲属介绍进去,进而夫妻、父子、姐妹都在远东供职的还有许多。一个以血缘关系连成的群体出现在远东,不仅是家族成员希望降低生存风险,还体现了蒋锡培追求以“和”为主,来凝聚远东的意愿。
    这些工人对远东控股集团的认同还表现在,他们来自乡村,在工业化、城市化的进程中失去了耕地,追求政绩的政府官员,没有为他们提供什么生活补贴、养老保险。或者说不是自己的利益代言人。
    更何况,他们获得经济来源的渠道比较狭窄,而像火箭一样飞速上升的房价、医疗费、教育费等,随时会吞没他们以流汗水换来的微薄收入,如果失业到哪里谋求饭碗?
    在自身抵御风险能力比较弱的情况下,他们需要在一个强大、充满活力、不断刷新产值的远东就业,以托起自己的养老、医疗等,直至退休后拿养老金的梦想。
    有些员工在远东谋到一个饭碗,但家庭还有人身患残疾,无论是生活,还是看病都会加重经济负担,在自身缺乏技能、又没有其它机会的情况下,到哪里找到收入?
    把吸纳身障人就业,当作是远东高举公益旗帜的蒋锡培,为了让他们从痛苦的阴影中走出来,也是让家属安心在远东干活,他和董事会成员商议后,2010年5月,在范道修了一条创业街,无偿给他们提供门面房经商。
    此时,聚集在蒋锡培身边的财富,已经不是为了满足他个人消费,变成了一棵参天大树,给那些在烈日下劳累、困顿、需要得到扶助的人,提供了到树下乘凉、吸取养分、恢复体能的平台。
    如果他们到宜兴租50多平方米的门面房经商,每年租金大约5万元以上,而有些人还拿不出这笔资本,无偿得到远东提供的商铺后,就缩短了他们通向创业致富的旅程。


    把感恩文化融入家庭和企业


    有些人被金钱改变,变得盛气凌人;有些人被官场改变,变得居高临下。而蒋锡培虽然拥有财富、荣耀、地位、名声,但都没有改变他一种来自少年时代的纯真、友善的形象。
    这源于江南文化塑造了蒋锡培的品质,他出生于宜兴范道洋埝村,这个村名带有“水”和“土”,而村子后面恰恰有一条河,蒋家祖辈又沿着修建了白墙黑瓦的宅院,显得黑白分明。
    河水既是老百姓维持农耕、换取温饱不可缺乏的资源,又能让他们坐船到集镇购买日用消费品。也就是说,他们的生活和生产,和自然环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
    水不是僵硬的石头,它没有常态,能根据地形的变化,不断调整自己流动的速度、方向。它穿过平原时显得舒缓、平静;遇到蜿蜒、曲折的山沟时,依然以令人难以相信的力量向前奔流;一旦达到高处得到了有利的地势时,它能冲破高山峡谷、一泻千里。
    蒋锡培身上充分地体现了水的变通性,一方面,他有水的柔和、善变、不搞激烈对抗的特征,根据时局的变化利用某个机会,吸收官员、工程师,以及垄断大集团等输送的资源,迅速成长、壮大。
    另一方面,在激烈竞争的电缆市场上,他又以水滴石穿、坚忍不拔的精神,冲破对方的防线,把远东电缆推销到中国各省市;取得主导权后,他又以微笑、谦和的形象面对不同的阶层,而且不轻易对人发脾气。
    更重要的是,蒋锡培的父母是一个厚道人,经常对他说,做人做事要厚道,厚道人不会吃亏。这种由勤劳、朴实、忠厚凝聚的乡土道德,铭刻在他的记忆里,并贯穿到他创业、完成原始资本积累,到捐资救济弱势群体、承担社会责任的过程中。
    后来蒋锡培对他的孩子说,有钱为自己谋幸福,幸福得很狭小;有钱为乡亲们谋幸福,才是真正的幸福。人要有理想,要有精神,要自强自立,要成为对国家、对社会有贡献的人,才能赢得尊重,人生才更有价值。
    正是把感恩文化融入到家庭、企业,并形成了自觉回馈社会的价值观,蒋锡培无论对客户,还是对员工,极力倡导以“和”为本,以“灵”为术的企业文化。
    按蒋锡培的理解,以和睦、和谐、和气相处,创造一种和谐的环境,对相关利益者负责,包括客户、员工、股东、供应商、政府、社会;所谓“灵”,就是审时度势,善于应变,把握机会。
    一个没有文化的企业,就像一个没有灵魂的人。但企业文化不是贴在墙上的标语,不是在嘴上喊的口号,一定是根植于每个员工的共同真实价值观和行为准则,为此,蒋锡培邀请无锡、南京、北京等地的画家、书法家,画几幅意境飘渺、朦胧的山水画,写一些龙飞凤舞的大字,挂在公司的走廊、过道,还购买一些造型奇特的假山石堆放在大堂。
    他力求通过这些装饰,给来自五湖四海的宾客,传递这样一个信息:远东不仅以延伸到中国各地的电缆传输光明、驱赶黑暗、带来动力,还是一个有文化品味的公司。
    2010年5月18月,天空飘飞着蒙蒙细雨,远东即将迎来成立20周年,蒋锡培替换了10年以前建厂房时,摆在门前现已陈旧的石狮子,不惜重金请人打造了一对威武高大的狮子,并亲自为它们系上代表兴旺昌盛的红丝带。
    他似乎想向外界证明:远东已不是当年航行在江南小河的木船,而是一艘乘风破浪、远航在蔚蓝色的大海上,承载了一个民族富强梦想的航空母舰!
    “我们这一代人遇到这样好的机会,有责任贡献自己的智慧,生产优质产品,带动这个民族走向复兴。”蒋锡培说。
    作为一个有1000多年文化积淀的城市,宜兴走出了5名状元、10名丞相、388名进士、916名举人;20世纪50年代以后,涌现出了24名院士,包括像周培源这样的物理学家。
    在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创业,成就一番事业,蒋锡培感到由衷的自豪和骄傲。置身于江南独特的地理环境、文化,我们就可以理解,为什么他履行了纳税、给员工交养老金等法定义务,还要扬起社会责任这面旗帜。
    这实际上又重现了100多年以前,盛宣怀、荣德生等江南绅士秉承的公益精神。

 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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